1977年，退伍军人巢殿杰做了一个大胆决定
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我省粮食产量连年提高。图为农民晾晒丰收的玉米。

    1977年，昌黎县施各庄公社巢庄，退伍军人巢殿杰担任了巢庄大队党支部书记。这位复员军人上任伊始就做出了大胆决定，“不管上头让不让，来年一定要实行‘小包工’的管理方法。”

“这不就是搞‘单干’吗？那就是‘复辟倒退’，要挨斗坐大牢的！”个别大队干部对巢殿杰的想法不免担心。

“如果再吃‘大锅饭’，别说盖房子娶媳妇，就是人命也保不住了！”性格倔强的巢殿杰认准了这条路，“就是给我安一个‘叛逆’的罪名，也要冲破上头的条条框框。”

1978年，在料峭的春寒中，瞒着临近村，瞒着公社，更瞒着各级领导，巢殿杰和党支部一班人“偷偷”开始了“播种”。其实，巢庄人联产到劳之初，施各庄公社书记刘万树就得知了这一情况。“这个大队实在太穷了，先搞试点，啥也别想，谁也别说，就让他们干吧！”刘万树表示。

但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昌黎县的个别领导下乡时，在巢庄看到了每户分得耕地之间插着的木牌牌，“这不是搞‘单干’吗？纯粹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说着气呼呼地动手拔起了牌子。

“庄里人都穷到这份儿上了，上级还能把我们怎么样？！”被“穷”逼无奈的巢庄人很坚决。于是，刘万树最后表态，等县里领导走后，我们继续偷着干。

1978年，联产到劳的第一年巢庄人就吃上了大米白面。而就在一年前的1977年，麦秋时节的三场特大暴雨使得这一年的收成少得可怜，可谓“种一葫芦打一瓢”。因为穷，巢庄当时30岁以上的光棍汉就有十七八条。

而在1977年前，甚至有5户社员、31口人因生活没有着落被迫闯了关东。

巢庄实行“联产到劳”后，邻村人很快就看到了巢庄的变化：过去上工敲钟，现在不敲了；以往收工时晚上要到记分员家记工，现在没人去了；先前下地干活儿是成帮结队，而眼下出工是一家一户，大人小孩齐上阵。

而过了秋后，全村的老老少少当年就吃上了大米白面。

1979年，巢庄人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。100多户人家，家家平均收入在千元以上，最多的一户达到3500多元。

1979年11月上旬，唐山地区农业工作会议召开，整个地区近500个公社书记集聚唐山。会议召开的第三天，唐山地区26个先进大队代表做典型发言，巢庄的大队书记巢殿杰是最后一个。巢殿杰没有讲稿，实话实说了“联产到劳”的做法。巢庄的做法与已讲过的25个单位完全不同，且大有“包产到户”之嫌。整个会场“镇”住了。接着台下议论声四起。而巢殿杰越讲越顺畅，他把巢庄人的做法和巢庄农民的心里话都讲了出来。他走下台时，台下爆发了长达5分钟的掌声，但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却没有一个人鼓掌。

巢庄经验通过地区会议已经不胫而走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到巢庄取经的本县和卢龙、乐亭、迁安、迁西、秦皇岛等地的社队干部络绎不绝。

1980年3月27日，《唐山日报》发表了介绍巢庄农民“联产到劳”做法的问答式文章。这一年5月31日，邓小平对安徽省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和凤阳县搞“大包干”的做法高度赞扬，局面开始有了突破性变化。1980年，中共中央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的通知，巢庄的做法被概括进北方农村的经验，予以充分肯定。

1981年4月2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显著位置发表了通讯《巢庄踏上共同富裕之路》。

巢庄人知道，自己的路闯对了。